最终还是需要我告诉自己的话

埋葬在芝士蛋糕中，我的新房客：德国，纽约，芒果，绿茶，酸奶...还好在轮到蓝莓之前，我要回家了。我更喜欢用猪蹄来补偿所有的消耗，冬天太冷，脂肪太薄，于是我裸露地被凌晨三点的海盐刮到满脸疙瘩。

终于，我还是没有能实现一周去一次电影院的诺言。不是我失言，而是这里的电影院同步性实在是高，‘BBN’和‘长江七号’就像是永远被雪藏了一样，看不见模样。我回家了！回家是一天又一天的电影，一天又一天不用负责任的劳动，也许我真地不喜欢牺牲我的思维去换取金钱，妥协我的自由去承担不属于自己的责任。

那天和Z老在讨论《等待戈多》时，他说贝克特是对人类中的知识分子彻底失望了，虽然他也是其中之一。他认为人类整体是在倒退的。戈戈是思考的人，他总是受个人自身不断反省的困扰，因为他从来不付诸行动，而多多是一个永远与客观外界做斗争的人，他也从来不付诸行动予以解决，因为他总是很容易被阻挠或最终自我放弃。两个人的胆怯与缺乏自信使得自己永远地停止原地，永远地成为世界的旁观者，等待救赎，而无法自主地生活；Pozo则是一个生活的人，他能掌控人心，掌握时局，掌握生活的进退，似乎能很有自信的控制一切，但是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他失去了视力，失去了洞察人心洞察世界的媒介，他丧失了自己能优越生活的实质工具；与他相伴的LUCKY，一个曾经能很优美地歌唱跳舞思考的人（奴隶），最终也无法有序地表达思想，他的思维处于混沌状态，他再次登场时既不能跳舞也不能唱歌，更无法思考，因为他也失去了话语的能力，或是权利。所以，在贝克特看来，无论是思考的人还是实际在生活的人都处于每况愈下的境地，他们的生活或者失去了实质或者停滞不前。

而Z老则说，如果一个知识分子需要能无阻碍的满足自己作为一个思考者的对于自由思维的“崇尚”，他需要“干活”，即是一个社会最根本地是需要你付出体力劳动用以兑现社会物质财富才能允许你以“思维”标志自己的生活，而决不允许你用无形无影的“脑力资源”开空头支票，因为这个社会太物质。而这个社会所谓的“对于思维的追求”永远是不允许纯思考者在做出物质兑换前以思维的不限可能性与不确定性向生活借自由，所以他们永远无法像奋斗在经济第一 线的人那样与金钱产生最直接单纯的关系。对于前者而言，金钱是生活的必须与媒介，获取金钱这一第一劳动行为是产生精神追求第二劳动行为的基础和前提，而对于后者而言金钱则是目的（当然，此话决无贬义），单纯的为了金钱而金钱，他们可以选择用第一劳动行为去支付他们的第二劳动行为。但是，对于前者，第二劳动行为是目的；对于后者，它则是一种高姿态的奢侈。不得不承认，这二者在第一、二劳动的程度上是有区别。而如今的世界无限推崇的是那些能用金钱奢侈的人，因为“他们能洒脱地抛弃物质基础，去追求更高的精神的满足”。

以上话语，决无verbal irony的潜质，而是在再次证明我跟这个世界过于生疏后，我想如果自由是无法无价的话，我宁愿选择抛弃世界，流浪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