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City of Sadness

我现在乐观地认为生活的形状是可以自我掌控的。最近盲目地忙于写paper, 黑眼圈一层又一层都盖不住，自己还丝毫不屑，“管他呢，反正我不在乎”。不过，看电影还是要的，一天一部（如同有人一天一张photo一样），从习惯变成任务再不单纯地变回为习惯。

最受震撼的一幕也是最值得回味的一幕：一个从八岁开始又聋又哑的人，当在回乡的车上被人盘问是哪儿的人时，情急无奈之下竟冒出了三个字“台湾人”，他后半生所说的唯一三个字。台湾人逼迫台湾人，本省人逼迫外省人；而说出这三个字的演员却是一个真正的外乡人：梁朝伟，来自香港，一个同样面临着change in sovereignty from a British colony to SAR of China的政治社会变迁的地方，people's nostalgia and anxiety and uncertainty for the future characterized both areas,不知这是不是侯孝闲的有意为之。

今年刚好是228事件的60年(香港回归10年)，最近再次重温了《悲情城市》，安静的侯式长镜头，突出了人物生活的“波澜壮阔”。背景设置为1945年国民党从日本手中收复接管台湾后，以林家为主线讲述了当时的社会上的白色恐怖。

看完全片，甚是被侯式的镜头力量所震撼。以前，总认为长镜头过于安静，节奏过于缓慢。但是，在《悲情》中，镜头常常是已经设置在场景之内，静止不动的，动的只是戏里的人物；镜头里的人物可以是张望窗外，可以是在山间小径上争斗，也可以是在酒桌上高谈阔论，等等，侯似乎企图用类似于记录的形式，以旁观者的角度，用客观镜头来讲述故事，突出生活在那个时代那个特殊背景下的人：人应该是生活的主体。可是，这个故事中却明确的讲述了人是如何被时代所左右，人如何成为社会变迁中不同力量冲突的牺牲品。

全片中一共有6种不同的语言出现：闽南语，粤语，日本语，上海话，客家话。语言的大汇聚却不代表文化的大融合，相反却是不同文化与政治经济力量在斗争。处于shortly after takeover的台湾，就是一个政治身份模糊，文化混杂冲击，社会动荡的一个岛屿。林家大哥说过：“我们就像是阿猫阿狗，没人亲，没人要”；一群人在酒馆讨论KMT的青天白日旗，说还不如日本的太阳旗好挂，不用分正反；片头出生的小孩理应代表台湾的新生，但是此小孩却是由一个日本老妇人接生，原来新生是摆脱不了以前殖民痕迹的，原来过去不是可能被遗忘的，而未来也不是完全光明的，即使人为地命个名：“林光明”。

发现自己对于电影的理解更象是一个学社会学的，最近又总是陷入对于identity的不断纠结中。对于一个城市而言，政治认同是它自我身份定位的根基。在一个政治力量混杂交替的环境中，人心惶惶，个人无法立足更无从寻找，在挣扎中原来自身已经走向一个既定的结局。

而PTU里的Sergeant Lo倒是经历了身份的遗失，身份的交换，身份的回归，身份的最终明确几个过程。这是属于HK的一个身份危机，一个还没有解决的危机。

现世安好，人心惶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