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E的头期要写香港电影的十年，透过电影看这座城。对于这样的企划，我是赞同的。可是真真让我下笔写，却是很无力。
我对于香港的文化，在到达之初是保有很大的抗拒性，拒绝被同化，不想成为想象中那种世俗虚伪冥冥中被注定又无力挣扎的角色。所以，在最初接触到HANDOVER此词时，却真时不以为然它对于这座城的人而言有多么历史性转折性的意义。
后来读到Tony Williams的
读到此处，我不觉假设自己是逃往香港的一个内陆人。我有一个属于PRC的记忆，一个被光辉的民族奋斗史笼罩的communisit的记忆，但由于整个社会的混乱，我选择了离开；而在香港，社会背景由communism变成了capitalism，我的身份也自然要转化。对于过去是保留还是遗忘，是keep nostalgic 还是 amnesia？这个几十年前的问题，随着1997的临近再一次haunting着新一代的香港人。香港和港人地特性他们寻找地其实时属于香港人地一个集体记忆，用什么定义香港定义香港人？除去香港本土的居民，那些移民的后代，面对handover以及handover后的将来是不确定的。在长期享受到资本主义殖民地这个尴尬身份所带来的相对富裕的生活后，也许他们对于到底生活在谁的统治下已失去了强烈的意识，也许他们看重的不是who而是what。但现在，在handover到来时，他们被强化了who的概念，被提醒他们在PRC的遥远过去，别承诺一个无法预知的未来，所有的人又开始了选择，nostalgic or amnesia。当然不少的人选择了migration, 难怪有一次一个加拿大的朋友说在TORONTO的华人几乎都是香港人。
荧幕上涌现了许多探讨香港面对97-handover的电影。《去年烟花特别多》，《甜蜜蜜》，《Who Am I》等等。
在一次讨论会上，我突然发现其实杜琪峰的《PTU》也是一个讨论香港身份遗失的作品。影片围绕肥沙寻枪以及PTU帮助肥沙寻枪而展开，故事发生在子夜交替之时。一个非典型警察形象在下个月就要升职的情况下丢失了其身份证明物：警枪，于是为了保住这个promotion，Lo因为兄弟之间那分情谊答应了帮助肥沙寻回枪。讽刺的是，当肥沙千方百计要寻回枪，不惜与黑帮合作为的就是给自己的警察身份找回个物证时，他却与一个gangster无意中交换了身份：他误拿了马尾的手机，被电话的另一方误认为时马尾；同时也给Madam Zhang提供了怀疑他的线索。一次误拿电话出卖了他的身份，而那把枪还是不知所踪。而最最不可思议的，就是他如何找回了那把枪。在片尾最后那场staged似的混乱火拼中，肥沙被避到原来他丢枪的拿条小巷，眼看对手举着枪就要出现了，他一头扑进了垃圾堆。只听一声枪响，一个人的脑门心红色的一点还在冒烟，而跪在地的肥沙却傻笑了。原来他在那堆垃圾里找到了自己丢为被小混混误拿的警枪。所有的曲折，饶了一圈都回到了原点！肥沙的身份不再受到质疑，所有的警察，PTU都同意编造一个故事来掩盖这一夜的事实。其实由肥沙丢失警枪，有Madam Zhang的失职，也有一场因为警察而起的枪战，一夜风波之后世界仍然透显着太平，而升值的还是静候升值。
以上不过我一篇essay的小部分，由于时essay不免有许多立论论证的弯路。我决定让他的瘦身版再AE的第一期见见天日！
其实对于香港的警匪电影我一直有一个不解的问题，为什么香港电影里的警察总是有种schizophrenia的趋向。（以前给L说过这样的想法，他似乎也很感兴趣。）首先从《暗花》里梁朝伟塑造的那个“只要给我钱就行”的警察开始，他是一个游弋在黑白之间的棋子。残忍，狂妄，自负，最后又拜倒在命运之下。刘青云在牢里对着他一言不发的玩着一个橡皮球的情景也就是在告诉他：不是你被偶然选择，而是你注定了无从选择。接着是《暗战》里刘青云与刘德华那种发生在兵与贼之间的惺惺相惜的友情。他们因为一场复仇的游戏开始，谁是兵谁是贼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游戏，敌人变成了战友。再到《PTU》里，肥沙这个狼狈的警察丢失身份，又与匪徒交换身份，他从一个警察变成了被警察怀疑的对象，尽管最后他巧合似地照回了枪，掩盖了丢失的事实。这样的塑造似乎是在映射着香港这座城的身份。警察本是保证这座城的安危秩序，可现在连警察这个正义的代表都概念模糊，身份缺失，并且还游走在正义的边缘，那么这座城到底又是什么样的身份，未来又怎样？也许，这样的混杂也是再说，其实不需要一个确定的答案，因为这座城在这样的混杂下依然生存着，繁荣着。这就是属于这座城独特的生存之道。
So far，this is what I've thougt about!
很后悔，没有能按期完成那份关于Johnnie To's Gangster World的essay，不过最后还是有一篇
只是完成得太晚了，晚得无法挽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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